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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4年税制改革后，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实行两套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制：内资企业税率33%，外资企业税率为15%。2001年11月我国加入WTO之后，两套所得税制体系带来的外资企业“超国民待遇”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。2002年起改革按隶属关系分享企业所得税体制，2003年起实行中央与地方统一按照6：4比例分享，解决了1994年分税制遗留问题。2007年，在经过充分论证后，国家启动了企业所得税修法进程。2008年1月1日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颁布施行，实现了“四统一”，即内资、外资企业使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；统一企业所得税税率；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；统一税收优惠政策。实践证明，打破税制改革中的利益割据问题，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国统一市场体系建设，有利于营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。

债券违约前重大事项：股权结构的变化。云峰集团前期的股权结构为：云峰集团职工持股会持股45.5%，绿地资产控股持股34%，绿地商业集团持股20.5%。其中，绿地资产控股所持的34%股权于2009年经双方签订《股权委托管理协议》后委托给绿地集团管理。2015年10月27日，绿地控股发布《关联交易公告》，同意绿地集团与绿地资产控股解除对云峰集团34%股权的委托管理协议，云峰集团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。

在社会救助和优抚安置方面，构建起以最低生活保障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、受灾人员救助、医疗救助、教育救助、住房救助、就业救助和临时救助等制度为主体，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“8+1”社会救助制度体系框架。完善救灾补助政策，提高中央财政补助标准。建立优抚对象等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正常调整机制，保障抚恤优待对象生活不低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。

但很显然，滴滴远未认识到这一角色的变化。连续七天深夜停运，而无相应的后备运力预案，对于一家公共出行公司而言，是无法想像的事情。全国公交车，可以连续停运七个晚上吗？地铁呢？火车呢？出租车呢？成为行业的“垄断者”之后，滴滴身上所背负的全国性的“公共出行责任”是没办法抛弃的，以往商业竞争当中“过河拆桥”只追逐利益，不承担义务式的打法彻底失效了。

从1998年到2003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，是我国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首次主动采取的逆周期调节。截至2003年，累计发行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，带动银行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.28万亿的投资规模。扣除价格变动因素，五年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3562亿元，相当于1950年到1997年全国水利建设投资的总和；五年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12343亿元，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5800亿元，都达到1950年到1997年全国公路建设投资总和、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投入总和的1.7倍；五年间高速公路由4771公里增加到2.52万公里，从居世界第三十九位跃升到第二位。青藏铁路、西气东输、西电东送等重大国计民生建设项目相继开工建设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财政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。从1980年起，实行“划分收支，分级包干”，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管理方面的权力和责任，从“共吃一锅饭”走向“分灶吃饭”。“分灶吃饭”财政体制改革有效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，打破了统收的局面，但统支的局面没有被打破，中央负担较重。地方为增加财源，容易画地为牢，搞重复建设；倾向于藏富于企，对全国财政收入造成很大影响。1982年后，对“分灶吃饭”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。两步“利改税”之后，根据新的形势，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起实行“划分税种、核定收支、分级包干”，进一步完善“分灶吃饭”财政体制。